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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9日，曾幼诚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亮，就来到了空军指挥所交接班。结果刚刚坐下，电话铃声大作，曾幼诚赶忙接起来，电话的另一头响起了那个熟悉而威严的声音：
“我是皮定钧，昨天晚上，在黄岐半岛发生了一件事……”
就在几个小时前，福州军区船运大队F131登陆艇奉命执行运输任务，艇上共有10人，载有54桶柴油、44张军用海图、武器弹药若干。行驶至马祖海域时，该艇按照航行计划实行灯火管制，摸黑航行。
熄灯之后，枪炮手吴春富偷偷取出三支冲锋枪和三支手枪，分发给同宗族兄弟，领航员吴文献和轮机员吴珍加，先趁黑杀害了艇长甘久郎，然后冲进寝舱，疯狂扫射其他正在休息的6名战友。
不到10分钟的时间，艇上7名官兵被“三吴”全部残忍杀害。随后三人驾驶该艇驶向不远处的马祖，主动表明了自己投诚的态度。
在国民党船只的引导下，F131登陆艇顺利驶入马祖军港。国民党军方面对三人的“投诚”举动欣喜若狂，立刻安排他们理发更衣，披挂锦缎条幅照相，并联系“国防部”，要求立刻派飞机将三人接回台湾。
曾幼诚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被震惊到。这是人民海军自成立之后，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
经调查，这起叛乱的主谋吴文献、吴珍加和吴春富三个人，入伍之后经常秘密收听敌台，多次获取对岸漂流来的策反宣传物品，思想受到严重腐蚀，才犯下如此惊天大案。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立刻对福州军区作出指示，要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将载有三人的飞机击落；没有把握也不是一定要打，总之不能吃亏；至于怎么打，请福州军区会同空军立即拿出方案。
放下电话，曾幼诚开始整理思路，列举出这次任务的难度，然后再次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很清楚这个任务不容易完成，所以再次重申了原则：“就根据实际情况办，如果能够拦截最好。”
接到指示后，空军司令员随即下达作战命令，福州空军指挥所成为阶级作战的执行者，当即开始部署作战任务，调来4架战机待命，两架歼-6担任掩护任务，两架歼-5实施攻击。
根据搜集到的情报显示，在马祖的简易机场内，共停有三架飞机，至于叛逃者具体会坐哪架飞机、何时起飞，则需要福州空指自行判断。
曾幼诚亲自带领空指和飞行员落实截击的准备工作。除了了解叛逃者所要乘坐飞机的情况外，他们开始着手解决这次截击任务中的两大难题：
第一，作战时需要保持无线电静默，那么地面如何引导飞机发起攻击？第二，水上飞机起飞高度低，雷达很难发现，如何尽早发现敌机起飞，以利于作战？
关于第一个问题，大家决定参考朝鲜战场的经验，通过轻轻敲击无线电报话机上的通信按钮，发出不同的电信号来代替话音通信。即使敌人注意到，也很难分析出其中的含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曾幼诚考虑到水上飞机飞得低，很容易进入雷达的盲区，因此决定调整雷达的角度，专门探测马祖岛的情况，只要有飞机起飞，立刻就能发现。
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看似复杂，其实也只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下午1时左右，雷达监控人员传来信息，有飞机从马祖岛起飞了。曾幼诚立刻下达“一等战备”命令，飞行员进入座舱等待起飞信号。但很快曾幼诚就发现，这架飞机飞行线路过高，似乎有意在暴露自己，应该不是要打击的目标。
果然，在第一架飞机飞离马祖岛之后，对面依旧如临大敌，证实了曾幼诚的判断。
两个多小时后，监控人员再度传来信息，第二架飞机起飞了，而且飞行高度很低，似乎在避开雷达的跟踪。
随着曾幼诚一声令下，机场打出信号弹，四架战斗机腾空而起，低空飞翔海面。由于制定的预案合理，飞机出去时丝毫没有被国民党军发现。
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沟通方法，负责攻击的两架歼-5很快调整好方向，朝着敌机飞去。10分钟后，僚机胡英法率先发现目标，按照战前规定，胡英法首先向敌机开炮，虽然只是轻伤了敌机的尾部，但也让长机李纯光找到了最佳的射击角度。
经过两次射击，敌机左侧发动机被击中。由于没有装备武器，敌机飞行员只能一边明码狂叫，请求支援；一边故意降低速度，企图寻找机会迫降，并将我拖至失速坠毁。
李纯光两次调整飞行角度后，紧紧咬在敌机的后方，而此时他的速度也已经接近失速边缘。迅速瞄准之后，李纯光果断射击，并将速度往上推，敌机被击中后一头栽进了大海。
从发现F131号被劫持，到完成截击任务，只用了16个小时的时间。随后这一事件被人民日报所报道，国防部长还颁发了嘉奖令。
三名叛徒命丧大海后，台湾方面为了挽回面子，追封三人为海军少尉，并给予每人120两黄金，作为“起义英雄”的待遇。同时为了迷惑解放军调查，台湾方面还将遇害的四名烈士列入“义士”名单，追封他们为上士，每人奖励60两黄金。
至于这些黄金如何给“义士”家属，台湾方面表示先由他们保管，等“光复大陆”之后立即发放。
这次叛逃事件结束后，三名叛逃者的家人不仅遭到所有人的指指点点，生活工作方面也遭遇了很大的阻碍。再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三名叛逃者的家人只能顶着骂名，战战兢兢地活了几十年。
直到80年代初，国内政治气氛开始缓和，三名叛逃者的家人才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随着两岸关系开始松动，不少台湾同胞被允许回到大陆探亲。从这些台湾同胞的口中，三名叛逃者的家人们得知台湾方面还保管着360两黄金，不禁动起了心思。
九二共识达成之后，失散多年的两岸亲属终于有了见面的机会。三名叛逃者的家人本想借旅游之名，去台湾领取那360两黄金，但他们的申请还是被驳回了。最后他们想出一个办法，请台湾那边的族人向台湾当局提出领赏要求。
台湾当局收到他们的信件后非常震惊，一方面是没想到真的有人会来领赏，另一方面是他们居然要求将另外四名“义士”的赏金领走，共计600两黄金。至于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么多年遭受他人歧视，理应将另外四名“义士”的赏金作为补偿。
按照当时的价格，600两黄金价值200多万，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笔钱自然不会给到他们，一方面台湾当局从未想过支付这笔钱，当年的说辞也不过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叛逃大陆；另一方面，当时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正走向缓和，如果再给“义士”家属发放补偿，将会引起政治上不必要的麻烦。
因此，台湾当局将这件事通过媒体大肆宣传，弄得台湾人尽皆知。结果民众的舆论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度，自从“卓长仁绑架杀人案”之后，这些“反共义士”就和杀人犯骗子划上了等号。
有了舆论导向做支持衡水股票配资平台，台湾当局也有了足够的底气拒绝“三吴”的家人。最终，“三吴”家人向台湾当局索要补偿一事就没有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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