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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苏联腹背受敌，斯大林不顾面子，先后6次请求毛泽东派兵支援，都被毛泽东狠心拒绝了：“如若不拒绝，挨打的就是我们。”
其实不然。1941年，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揭开了“巴巴罗萨”计划的序幕！
由于斯大林对战争形势判断的失误，苏军接连失利，不到两周的时间，德军就俘虏了30万苏军，气势汹汹的德军直逼苏联首都莫斯科！
更让斯大林担心的是，中国东北的日军增加至20个师，总兵力超过了70万。
这意味着如果日军突袭苏联东部，那么日苏大战一触即发，苏联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东西两线作战的危机！
1941年7月，日军下层军官自动串联，在北平和张家口集结，做出一副向苏联进攻的架势。
情急之下，斯大林第一次向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要求中共不要让日军聚集在北平、张家口和包头，还要求中共方面“采取行动，破坏上述地区的铁路交通”。
之后，他又用商量的语气问毛主席能不能抽调一些部队，到长城附近去牵制日军。
对于斯大林的请求，毛泽东并未同意，他只是电联彭德怀说：“日苏战争极有可能爆发，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做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
与此同时，他也郑重提醒彭德怀：“此种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
对于出兵支援，毛泽东回绝的很直接。因为那段时间是共产党抗战中最为艰苦的时期，皖南事变爆发和汪伪政府开展的“清乡运动”，使得敌后抗日根据地受到重大创伤。
所以，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通过巩固我各地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发动和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日军的军事力量，从战略上来配合苏联红军。
1941年8月至9月间，苏联红军凭借顽强的战斗精神打的德军节节败退。恼羞成怒的希特勒决定重点进攻莫斯科，以此瓦解苏联军民的斗志。
就在斯大林全力应对希特勒的进攻时，却得到了一份绝密情报：如果德军攻下莫斯科，日本就要进攻苏联远东。这让斯大林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
无奈之下，斯大林又先后两次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共方面派出一部分力量向长城内外方向发展。
面对斯大林的请求，毛泽东再次以八路军主要任务为积蓄力量、恢复元气等礼貌回绝了。
后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还曾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指望苏联胜利，却又不积极开展军事行动”。
5月，苏军和德军战况胶着，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要求“八路军在日苏战争发生时，派一部分正规军开赴南满，策应苏军，以牵制日军”。
除此之外，他还派弗拉季米洛夫以共产国际大使等双重身份，到延安督促中共中央派军支援。
对于这种打着请求的名号，却行干预我军决策的行为，中共方面断然拒绝。
毛泽东明确表示：一旦苏日开战，我们自然要配合苏军作战，但这种配合不是孤注一掷的。
毛泽东并非眼睁睁地看着苏联老大哥见死不救，而是腹背受敌没有能力出兵援助。
那时，内有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外有日本军队虎视眈眈。除此之外，频繁的自然灾害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别说出兵援助，我们在国内的抗战都是很艰难的。
后来，丧心病狂的希特勒又改变进攻方向，直逼苏联重镇斯大林格勒，企图切断苏联南北水陆交通要道，进而包抄莫斯科。
此时，斯大林虽然对毛主席很是气愤和不满。可最终只能忍了下来，因为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于是，他第四次致电毛泽东，要求毛泽东抽调八路军到内、外蒙古的交界地区，以便可以给我方提供的新式武器。
对于这种火中取栗的事情，毛主席是不可能答应的。因为长途跋涉必然会引起日本人的突袭，造成部队受到重大损失。
后来，斯大林只得退而求其次再次致电毛泽东，询问“中共方面是否可以派出较小型的游击队到满蒙交界的地区轮番接受较小批量的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
可是，毛泽东思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狠心否定这一方案，毕竟，此时的我们，也是自顾不暇。
后来，苏军开始大规模反攻，战况也随之进入了关键时刻。
这时候，斯大林放下面子，第六次致电毛泽东，建议毛泽东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防止日军趁机偷袭。
这一次，毛泽东依旧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不过，他研究后决定把罗瑞卿等人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准备伺机向东北地区渗透。
这一战略部署，既帮助苏联红军牵制华北等地的日寇，又避免了我军在战斗中有大的伤亡，可谓是用最少的力做最大的事。
1943年2月2日，经过顽强的斗争，苏联把希特勒推上了绝境。
回想斯大林先后六次的请求，皆因不合理而被毛主席婉言拒绝。其实，这都是斯大林不了解我们当时的处境。
面对压力和困难，毛泽东始终坚持从中国抗日实际出发，从中国长远利益出发，不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所左右。
正是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正是有他这样有主见有判断的领导，我们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为有这样的伟人感到自豪！没有他外汇配资合法吗，就没有如今的和平生活，为主席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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